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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贊勛:名以“志留”譽地學

2019-11-08 中國科學報 鄭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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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贊勛

尹贊勛在工作中。

尹贊勛(右)和章鴻釗兩位地學泰斗在討論問題。

尹贊勛手稿

尹贊勛(前排右一)與家人合影。

中國地質古生物學奠基人合影,中排右二為尹贊勛。

黃汲清(左)、尹贊勛(中)、李春昱合影。

  人物簡介

  尹贊勛(1902-1984)

  河北平鄉人,著名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我國杰出的教育家和地球科學的組織者、領導者,中國科學院院士。

  畢生從事地球科學研究。1923年留學法國,在里昂大學地質系學習8年,獲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后先后任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北京地質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主任,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地質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中國古生物學會理事長等職。

  1931年歸國后,即開展中國早期地質調查與研究,所從事的大量地層古生物工作,尤其對志留紀地層和化石的研究為我國地層學發展樹立了典范,成為我國古生物學、古生態學、地層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后,除了繼續致力于古生物地層研究,還率先把板塊構造學說介紹到中國地質界,沖擊了多年來傳統地質學“固定論”的思想,對我國地學界的科研、教學和生產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參與了新中國地質科研機構的組建工作,主持制定我國地質科學機構的布局和發展計劃,并致力于我國地質科學教育事業。

  1955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84年1月于北京逝世。

  人物生平

  ●1902年2月23日,出生于河北平鄉縣城郊大時村。

  ●1912年,就讀于平鄉縣立高等小學,后考入保定育德中學。

  ●1919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

  ●1923年9月,去德國留學。

  ●1925年夏,考入里昂大學。

  ●1931年5月,學成回國,在北平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任技師,并在中法大學生物系和北京大學地質系兼課。

  ●1940年5月,任中國地質學會第17屆理事會會長。

  ●1949年,發表《中國南方志留紀地層劃分與對比》等系列重要論文著作。

  ●1958年,在第一屆全國地層會議上報告《中國地層工作的成就和地層學的發展》。

  ●1960年,主持制定《中國地學發展的三年提綱和八年設想》。

  ●1966年,發表論文《地球歷史最大階段的劃分和命名》。

  ●197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4年1月27日,于北京病逝。

  “看看,你們的工作很不仔細,把圖的方向搞錯了。穆恩之、盛金章的工作就很仔細,應該向他們學習。”尹贊勛指著手中報告里的一張圖,很嚴肅地對身邊的年輕人說。

  年輕人叫范嘉松。半個多世紀后,當88歲高齡的范嘉松回憶起這件事時,臉上仍不由得一陣陣發熱:“尹先生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地學家。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讓我一生受益。”

  作為我國古生物學、地層學的奠基人,尹贊勛總結了中國的志留系,發表了《中國南方志留紀地層劃分與對比》,奠定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基礎,贏得了“尹志留”的美稱。

  “尹先生對筆石、三葉蟲等各個門類都深有研究。”博學多才、治學嚴謹是尹贊勛留給范嘉松的深刻印象,而其身上散發的精神魅力,影響了范嘉松,影響了女兒尹文英,也影響了穆恩之、盛金章等一大批地學后起之秀。

  拓荒地學

  尹贊勛1902年2月出生于河北平鄉。少年時代頗為顛簸,自幼跟隨父母輾轉于河北、山西等地。1912年,尹贊勛隨母親回平鄉,就讀于縣立高等小學,后考入保定育德中學。1919年,這位聰慧、好學的少年考入了北京大學預科。

  在五四運動、科學與民主的新文化思潮影響下,有著一腔熱血的尹贊勛也萌發了“科學救國”的志向。當時,到擁有先進科學技術的歐美求學,尋求“科學救國”的良方,成為那個時代有志青年的不二選擇。

  1923年9月,尹贊勛到德國學習經濟學。兩年后入讀法國里昂大學。留法期間,他充分利用假期時間,開展野外地質旅行,并攻讀地質和古生物學。1931年3月,尹贊勛在里昂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學成回國后,尹贊勛被聘到北平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任技師,同時在中法大學生物系和北京大學地質系兼課。

  工作、授課之余,尹贊勛沒有放棄古生物學研究工作。在尹文英的印象中,父親經常告別家人赴外地考察。有一次,尹贊勛遠赴云南進行地質考察,歷時16個月之久。

  正是大量的野外實地考察,為尹贊勛積累了豐富的素材,使其在古生物和地層學方面取得了豐碩成就。

  在古生物研究方面,尹贊勛發表過多篇論著,其內容涉及三葉蟲、筆石、頭足類、腹足類、雙殼類、珊瑚、腕足類和錐石、古哺乳動物、古魚類和古植物等門類的化石。他出版的三部《中國古生物志·乙種》,奠定了我國古生物的研究基礎。

  “知識面非常廣。”范嘉松說,“許多人只能專注于一個化石門類研究,但尹先生在古生物各個門類都做過工作,且研究都非常深入。”

  尹贊勛對單筆石科的分類有獨到見解,區分出弓筆石亞科,其建立的卷筆石是我國古生物學家建立的第一個新屬;他對“二葉石”即三葉蟲爬跡、魚類化石的鑒定,是我國最早期的生物遺跡化石研究;他對化石珊瑚生長紋所反映的生物節律分析,與天文周期變化聯系起來,探索了古生物學與天文學、地質學的結合,是非常有意義的開拓性工作。

  在地層學方面,尹贊勛總結了中國的志留系地層形成、分布等情況,發表了《中國南方志留紀地層劃分與對比》。這是我國第一次對南方的志留系地層進行系統的劃分和對比研究。

  他還研究了奧陶系、石炭系、二疊系、三疊系和侏羅系地層。他對中國地層的研究促進了地層學的規范化,推動了地層學基礎理論的發展。

  1955年,尹贊勛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春風化雨

  1956年,中國科學院組建了地學部,尹贊勛調入中科院工作,任地學部主任。同年,受中科院地質研究所(以下簡稱地質所)所長侯德封之邀,他進入地質所工作,任地層研究室主任。

  正是從那時起,范嘉松的工作和尹贊勛產生了交集。范嘉松1953年從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后,進入地質部工作。因原有的地層表資料年代已久,時任地質部部長李四光提出要重新編寫《中國區域地層表》,這項工作最終確定由中科院地質所地層研究室負責。范嘉松于是調入地質所新成立的中國區域地層表編輯委員會,參與編寫工作。

  因報告里的圖片弄錯方向被尹贊勛批評,范嘉松從此在工作中兢兢業業,再不敢有絲毫馬虎。

  雖然對人嚴格,但尹贊勛在學術上卻從不吝嗇對年輕人的提攜。

  1958年,范嘉松跟隨尹贊勛在祁連山地區做地質調查,采集了許多三疊紀雙殼類化石。剛入古生物行業不久的范嘉松,對古生物化石的鑒定處于基礎階段。

  “搞古生物研究,一定要掌握化石的基本特點是什么。”尹贊勛總是很耐心地解答范嘉松的各種問題,鼓勵他解決遇到的困難。“古生物化石研究,要注意多對比。不同門類的化石之間,相同門類中不同種類的化石之間,相同點是什么,不同點是什么,你要馬上拿筆記下來。”

  在尹贊勛的細心指導下,范嘉松學會了怎樣鑒定古生物化石。“尹先生教給我的學習方法、鑒定方法,使我一生都受益匪淺。”

  1961年,范嘉松跟隨尹贊勛前往廣東開平、恩平等地區進行野外考察,尋找侏羅系海相地層,以查明這些地區在早侏羅紀是否發生了海侵事件。

  范嘉松采集了雙殼類等許多化石。但在研究中,由于相關文獻資料非常少,范嘉松不知道侏羅系地層有哪些標志性化石,也不知侏羅系地層研究有哪些相關文獻,便向尹贊勛請教。

  沒過幾天,尹贊勛就給范嘉松找來一本英國人編寫的《世界侏羅紀》,在書后所附的上百篇文獻中,親自用筆畫出了幾十篇最主要的文獻,讓范嘉松查閱這些文獻資料。

  “看了文獻,有好的、重要的內容,也要隨時記下來,這樣研究工作可以省時省力。記下來的東西,要時刻進行匯總,就會成為自己的觀點。”尹贊勛說,“這是我自己多年來總結出的經驗。”

  桃李天下

  作為一位研究領域廣泛的地學家,尹贊勛是我國地學事業的組織領導者、設計者和管理專家之一,而其在地質教育上的貢獻,更促進了我國地學人才的培養。

  新中國成立后,尹贊勛的才智和學術領導才能得以充分發揮,他全力以赴為新中國地學事業不懈工作。上世紀50年代,尹贊勛在地質研究領域先后擔任了多個職務,并領導大量實際工作。

  他長期擔任中國古生物學會的領導工作,是中國古生物學會擔任理事長時間最長的一位科學家,對我國古生物學發展和國內國際學術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作為全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尹贊勛負責地學教育工作,對地質專業教學、地質院系調整運籌帷幄,悉心擘畫。

  “他是一位熱心地質教育、重視人才培養的教育家。”范嘉松說。

  1960年,尹贊勛主持制定了《中國地學發展的三年提綱和八年設想》,這是我國地學發展的重要規劃性文件,對我國地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尹贊勛還擔任新組建的北京地質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為我國培養了大量的地質事業人才。“在北京地質學院任職期間,他竭盡全力推進各項教學工作,培養了大批學生,滿足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地質人才的需求。”中國科學院院士王鴻禎在世時曾在紀念文章中這樣評價。

  在他的指導下,穆恩之、盛金章等一批青年人才后來成為地學研究中的翹楚,在古生物學和地層學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穆恩之、盛金章后來都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尹贊勛的言傳身教,對尹文英的影響也很大。她還記得上初中時,每逢星期天和休假,只要有時間,父親就帶著她到西郊一帶的山區去實地觀察,教她認識各種礦物、動物和植物。

  “正因為這樣,我從小就養成了觀察大自然的濃厚興趣,這對日后從事生物學研究大有裨益。”尹文英說。后來,尹文英也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成為我國著名的昆蟲學家。

  20世紀80年代,尹贊勛仍帶病參加各種學術活動,積極建議加強地球科學基礎研究,推動中國參與國際合作“巖石圈計劃”。在住院期間,他仍惦念著地球科學的改革,向中國科學院、中國地質大學等提出多項改進教學、加速人才培養的措施意見。

  而今,他的愿望都已成為了現實。

  記者手記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稱頌顏回治學的這番話,用在尹贊勛等老一輩科學家身上再貼切不過了。

  在日軍發動侵華戰爭的背景下,一大批地質先驅克服重重困難,依舊懷著無限的激情,根植中華大地,進行野外地質調查,開展科學研究。

  上世紀30年代,甘肅、廣西、廣東等地的交通條件遠沒有如今發達,野外調查基本上靠毛驢代步或者兩條腿行走;野外工作的保障措施更是無從談起,饑餓、危險時刻威脅著地學工作者。

  戰爭帶來沉重的苦難,迫使人們流離失所。抗日戰爭開始的頭兩年,尹贊勛先后從南京到安慶、南昌、安源、泰和、桂林、貴陽,最后到重慶的北碚小鎮。

  尹文英仍清楚記得,自己跟隨父母和妹妹弟弟所經歷的那段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為了補貼家用,尹文英曾在課業之余,到街上擺地攤賣衣服掙錢補貼家用。

  在日軍對南京的大轟炸中,尹贊勛的文獻資料被燒成灰燼,尹文英看到父親氣得幾天不吃飯,日夜流淚。

  但就是在這樣的艱難環境中,尹贊勛仍在古生物學和地層學方面取得了許多影響后世的重要成就。

  是科學救國和科技報國的理想信念,支撐大批科學先驅在苦難和艱險中堅持科學研究,上下求索,自強不息!祖國的災難深重,侵略者的鐵騎踐踏,讓這批愛國志士難抑心頭之痛,惟以投身許國,才無愧男兒之志!

  “大哉我中華!東水西山,南石北土,真足夸。”這是由尹贊勛、楊鐘健作詞,黎錦暉譜曲的《中國地質學會會歌》的起句。今天重溫這首歌,仍可感受到老一輩科學家熾熱的愛國情懷。

  (原載于《中國科學報》 2019-11-08 第4版 人物)

打印 責任編輯:侯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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