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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煥鏞:一生情系草木深

2019-11-05 中國科學報 袁一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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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秋,陳煥鏞只身前往海南島,成為到此采集植物標本的第一人。

陳煥鏞(中)在列寧格勒植物園。

1958年,陳煥鏞(左二)與蘇聯科學家交流。

華南植物園的陳煥鏞銅像

  人物簡介

  陳煥鏞(1890~1971),我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創建我國早期的植物研究機構——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深入研究華南植物區系,發現的植物新種達百種以上,新屬10個以上,其中銀杉屬為孑遺裸子植物,在植物分類學和地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科學意義;1954年被中科院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兼廣西分所所長,并于次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7年創建華南植物園及鼎湖山樹木園。他致力于開發利用和保護祖國豐富的植物資源,并在建設植物研究機構、培育人才、搜集標本等多方面付出了畢生心血。

  人物生平

  ●1890年7月12日,出生于香港,祖籍廣東新會。

  ●1909年,赴美國讀書。

  ●1913年,考入哈佛大學森林系。

  ●1915年,進入哈佛大學樹木系。

  ●1919年,畢業于哈佛大學樹木系,獲得林學碩士學位,并以畢業論文優異獲獎學金。同年,接受哈佛大學的委派,赴海南島五指山采集標本,成為登上祖國南部島嶼采集標本的第一位植物學家。

  ●1920年,擔任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林學系教授。

  ●1921年,轉至國立東南大學任教授(至1927年)。

  ●1922年夏,與錢崇澍、秦仁昌三人組織了湖北西部植物調查隊,由宜昌出發,經興山、神農架東側至巴東,采得近千號標本,這是中國植物學家自己組織的第一次略具規模的調查隊。

  ●1924年,赴美國鑒定標本1年。

  ●1928年,在中山大學農學院任教,并在中山大學內建立起中國南方第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植物標本館。

  ●1933年,與錢崇澍、胡先骕等共同倡議創立中國植物學會,同年被選為學術評議員兼《中國植物學雜志》編輯。

  ●1935年,赴梧州創建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并任所長,兼任廣西大學森林系教授、系主任。

  ●1954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兼廣西分所所長。

  ●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57年,著手為華南植物研究所興建華南植物園及鼎湖山樹木園。

  ●1959年,被聘任為《中國植物志》副主編,移居北京,主持這部中國植物分類學巨著的編纂工作。

  ●1971年1月18日,在廣州逝世。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華南植物研究所所長陳煥鏞本可以選擇另外一種人生,但他毅然拒絕了美國哈佛大學導師的挽留,放棄留在那里讀博士的機會,回到生物學根基尚無的祖國,為我國植物學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他23歲進入哈佛大學學習時,便因為中國的植物資源曾被外國人大量采集、模式標本存放于歐美各標本館、原始文獻散見于各國出版的刊物而萌發了中國人自己研究中國植物的念頭,并立下宏愿:開發祖國植物資源、改變我國植物學研究的落后面貌。

  自立下志愿那天起,他的所作所為都是對這份初心的不悔踐行。

  不忘初心的人生旅程

  1890年7月12日,陳煥鏞出生于香港一個官宦之家。父親陳言是廣東新會人,才華橫溢,曾創辦香港最早的華文報紙之一 ——《華字日報》,母親則是古巴籍西班牙人。陳煥鏞幼年時曾跟隨父母回唐山,7歲移居上海,15歲前往廣州,后來被父親的朋友帶到美國讀書。

  陳煥鏞本可選擇另一種人生,但一顆中國心卻不允許他置身事外。1913年,陳煥鏞考入哈佛大學森林系,兩年后轉入哈佛大學樹木系。1919年,剛剛獲得哈佛大學林學碩士學位的陳煥鏞從美國歸來,攜帶簡單的采集用具只身前往海南島采集植物標本,成為登上祖國南部島嶼采集標本的第一位植物學家。

  “那時,我們外出采集標本的條件很差。”中科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吳德鄰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回憶說。吳德鄰曾前往云南采集標本,即便登上3000米的高山,身上也只是簡單御寒的衣物,連雨衣雨鞋都沒有。“而海南島的條件比云南更艱苦。”吳德鄰說。

  那次原本計劃為時一年的科考任務因陳煥鏞的身體狀況而被半途擱置。他先是被毒蜂蟄傷,之后又感染惡性瘧疾,不得不前往上海治病。

  盡管身體虛弱,陳煥鏞依然不忘攜帶已經采集好的標本,并將其存放于上海招商局碼頭。不幸的是,這些辛苦采集的標本被一場突發大火燒毀。

  但他并未氣餒。1922年夏,已在國立東南大學任教一年的陳煥鏞與錢崇澍、秦仁昌共同組織了湖北西部植物調查隊,由宜昌出發,經興山、神農架東側至巴東,采得近千號標本。這是中國植物學家自己組織的第一次略具規模的調查隊。然而,這些標本與之前的標本經歷了同樣的遭遇,因存放地——東南大學“口字房”校舍起火而損毀。

  連續遭遇打擊的陳煥鏞于1927年再一次踏上征程,前往粵北、廣州、鼎湖山、香港、廣西、貴州等地采集標本;與此同時,他與英、美、德、法等多個國家的學者和標本館取得聯系,與其建立了標本交換關系,換得3萬多份國外標本。

  讓植物學走得更遠

  1928年,陳煥鏞在中山大學農業學院任教時,基于與同事采集的標本,再加上交換的標本,建立起我國南方第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植物標本館。標本館建立伊始,陳煥鏞便提出要盡力使之與世界著名植物標本館相媲美的設想。

  為實現這一目標,陳煥鏞親自訂立一套嚴格的科學管理方法。標本館的每號標本有3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別排列存放;館藏標本若被國內外書刊發表的文章引證,即用特定的標簽貼在該標本上,在標本封套內還附上該種植物的原始記載、重要專著等文獻資料。

  “陳煥鏞每次購買植物專著時都會買兩本,一本被按照條目剪接,放在標本柜里,方便我們查閱;一本則作為資料留存,鑒定標本的準確性就提高了。”吳德鄰說。

  1954年,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和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被中國科學院接收,分別改名為華南植物研究所和華南植物研究所廣西分所,陳煥鏞為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長。中科院院士吳征鎰曾表示,至1954年,華南植物研究所的分類學基礎在當時居全國首位,這在很大程度上與陳煥鏞院士在標本館建設等方面所作的開創性貢獻密不可分。如今,華南植物園的標本館館藏已達百萬號,為我國三大植物標本館(北京、昆明、廣州)之一。

  “陳煥鏞還特別重視植物學的應用,在他與秉志等生物學家的倡導下,于1956年建立了中國首批自然保護區,保護區內分為核心區、緩沖區和實驗區的管理格局沿用至今。上世紀60年代,他在研究植物的同時提出中國植物學者要加強植物資源利用研究。這種在研究基礎上注重植物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觀點是非常有前瞻性和戰略性的。”華南植物園主任任海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早在1930年,陳煥鏞就提出資源保護策略,提出要有公共供熱、供水系統,森林資源保護要減少浪費等倡議。

  此外,陳煥鏞創立了華南最有價值的專業圖書館。據1937年統計,館藏中、西文圖書達4000余部,中、西文定期雜志50種以上。許多珍貴的西方植物學文獻均有收藏,如1753年出版的林奈的《植物種志》,以及歐美植物分類學的重要期刊和中國古農書、方志、本草等重要文獻。這些植物分類學的經典著作為后人開展植物學研究、編寫植物志,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陳煥鏞不僅在學術上頗有建樹,對農林植物研究也傾力支持、慷慨解囊。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建立之初,由于經費不足,他除盡力向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爭取每年1000元大洋的補助費外,將基金會付給他的每年4000毫洋(廣東、廣西等地曾通行的貨幣)的薪金全部捐獻給研究所作為設備費。

  同時,陳煥鏞也為我國植物學研究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奠定了基礎。1958年春,中科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黃觀程曾隨陳煥鏞到蘇聯考察和工作3個月,陳煥鏞為那里的標本館鑒定了一批尚未定名的樟科、殼斗科、苦苣苔科、山茱萸科植物標本。

  “外國學者對他淵博的植物學知識欽佩之至。”黃觀程在接受采訪時說。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為了讓中國植物學后繼有人,陳煥鏞不斷幫助新人在學科上有所成就。吳德鄰至今難忘,當年在研究所作為“小字輩”的自己如何在陳煥鏞的幫助下,完成了對蘭花蕉科新科與新種的認定。

  1962年,吳德鄰在編寫《海南植物志》姜科時,發現了兩張從來沒有見過的標本:一張采自廣東信宜,一張采自海南保亭。后經仔細研究,確定它們為中國的新分布科——蘭花蕉科,并且是兩個新種,分別為蘭花蕉和海南蘭花蕉,其中蘭花蕉現已被定為國家三級保護瀕危物種。

  當吳德鄰拿著標本向陳煥鏞匯報時,陳煥鏞還邀請北京植物所教授汪發纘幫其鑒定。確認無誤后,吳德鄰十分興奮,準備立即發表相關論文。但陳煥鏞卻攔住了他:“蘭花蕉科全世界只有一屬數種,你既然已確定廣東標本為新種,說明你對全世界的種類已有所了解,不如寫一篇專著性論文,順便討論一下科的位置。”

  為了幫助吳德鄰拿到國外的標本進行比較,陳煥鏞當即寫信給身在印尼的華僑孫洪范,請他代為采集該科的標本。

  “后來,陳所長又幫忙寫信要了些外匯,寄給孫洪范,作為采集經費。我在不久后就收到了蘭花蕉屬的外國標本,這為我撰寫論文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吳德鄰回憶道。

  在1963年召開的中國植物學會30周年大會上,陳煥鏞推舉吳德鄰在會上作了題為《蘭花蕉科植物之研究》的報告。這一發現對研究中國植物區系的熱帶親緣有重要意義,受到了同行的關注。后來陳煥鏞還親自幫他修改英文摘要,并于1964年的《植物分類學報》上發表。

  更讓吳德鄰印象深刻的是,陳煥鏞利用自己拉丁語的優勢,在華南植物所開設拉丁語課的教學工作。“那個時候拉丁文是做植物分類學必修的語種,但國內會的人并不多。”吳德鄰表示。陳煥鏞還親手制作了拉丁語卡片,幫助大家記憶。

  中科院華南植物園研究員胡啟明曾在回憶陳煥鏞時談到,當年,像陳封懷、蔣英等第二代植物學家都是在陳煥鏞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我聽導師陳封懷先生講過,他們師生打成一片,一有空陳老就找他談話,并經常請客。陳封懷先生自己成為植物學專家后,對導師始終非常尊敬。”

  “良師”“益友”是許多人對陳煥鏞的評價,他治學嚴謹、精益求精的學風,獻身于科學事業的求真精神和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崇高思想,永遠值得后輩學習。

  記者手記

  “不忘初心”是時下聽到最有擔當的一句話。在那個一窮二白的年代,陳煥鏞一直全身心地詮釋著這四個字。

  陳煥鏞為兒子取名“國仆”。陳國仆曾在接受采訪時回憶稱:“國仆二字,取精忠報國之意。”而陳煥鏞自己也一直在踐行這句話。抗日戰爭時期,為了保護學校的標本和圖書資料,陳煥鏞先是把它們運到香港親戚家中,后來又抱定“只有物亡我亦隨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的決心,沖破重重阻礙,把標本和資料從日軍的魔爪下取出并轉運回國。

  接受采訪的吳德鄰老先生已是86歲高齡,但他一直強調,自己在進入華南植物園時,與已經是所長的陳煥鏞院士相比是“小”字輩,而曾經與他一起工作、戰斗過的同事,有的年老體弱,有的則已經故去。

  站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節點,回望新中國成立之前曾經滿目瘡痍的歷史,眼前仿佛又看到那些白發蒼蒼的老科學家。他們為新中國每一門學科夯實基礎不遺余力;他們從未計較個人得失,心中卻裝滿了祖國的利益。

  作為后輩,我們除了繼承他們的衣缽、繼續發展學科體系,讓那些歷盡艱難建立起來的學科發展壯大,還要通過老一輩科學家的一次次講述,牢記這段歷史。

  記得幾年前在一次關于口述史的采訪中,有位老師談到,親身走過歷史的人越來越少,但是那些鮮活的經歷不應該被遺忘,所以整理、記錄口述史顯得尤為重要。老人們口中所述的不僅是不應被遺忘的歷史,更有那些值得被銘記的人物。

  時間的車輪從未停止,它留下的車轍或深或淺,有些人被不斷提起,有些則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讓那些像陳煥鏞一樣為中華民族復興事業作出貢獻的人不斷被提及、被頌揚,成為后輩學習的楷模,成為時刻激勵我們不忘初心的一座永恒的精神豐碑。

  (原載于《中國科學報》 2019-11-05 第4版 人物)

打印 責任編輯:侯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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